具身智能技术突破推动产品从工具型向智能体升级，适配多元场景需求。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36个行业中类杠杆炒股票，工业机器人产量从2015年的3.3万套增长至2024年的55.6万套，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已跃升至全球第3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9.42万台，总金额达7.46亿美元，同比增长59.74%。
我国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优势、持续优化的创新环境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数据积累，尤其在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领域已形成规模化、低成本、快速迭代的制造能力，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使中国能够快速形成产业链集群，实现模块化组合生产。具身智能作为“十五五”规划建议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核心方向，正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推动机器人出海是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利用全产业链优势破解国内市场内卷竞争的重要路径。
我国机器人出海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从全球竞争发展看，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服务业人力成本压力增大、医疗物流等特定领域自动化需求较大，共同构成了强烈的国际市场驱动力。机器人出海具有可行性，同时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其一，防范在机器人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力量。机器人是高度场景依赖的产品。从技术逻辑看，具身智能的发展要求机器人实现“感知—决策—执行”，需要软硬件协同适配。通过构建开放平台，吸引当地开发者、集成商和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应用生态建设，能最快速度地理解和适应本地市场的特殊需求，实现“全球化产品、本地化创新”。同时，需注意当一家企业的解决方案成为某个行业的领军企业，其技术接口、数据标准将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平衡平台开放性与自身竞争优势，避免滥用市场力量等问题也不可忽视。
其二，数据合规与算法安全是极大的法律挑战。当机器人进入家庭，将收集海量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如何被使用和保护、机器人的决策如何符合人类伦理等问题也需要建立全新的数据治理和伦理规范。机器人在运行中会收集大量环境、用户、操作等数据，其中可能包含个人信息甚至敏感数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和加州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规则》等都对数据出境有严格限制。如何合法地将数据传回国内用于算法优化，是必须跨越的法律高墙。同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对高风险人工智能提出了严格的合规要求，包括风险评估、人类监督、记录留存和透明度义务。算法的“黑箱”问题可能引发对歧视、安全风险的质疑，导致市场准入受阻。此外，目前缺乏针对家用服务机器人的安全、可靠性国家标准和国际认证体系，标准与认证体系缺失。没有标准，市场就无法规范，消费者就难以建立信任。
其三，当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机器人在海外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时，责任认定存在困难。具身智能机器人不再仅仅是执行预设指令的工具，而是能够依据数据与算法进行环境感知与自主决策的“准主体”。当机器人与人发生物理交互，如何确保绝对安全？一旦发生意外，责任如何界定？是产品缺陷、算法错误还是使用不当？现行的产品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在面对高度自主的智能体时，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区分产品缺陷与算法自主决策的界限，如何合理界分侵权责任存在的困境，同时由于各国产品责任法律差异显著，依据何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品责任进行界定，上述种种导致传统法律在应对人工智能侵权时面临挑战。
其四，知识产权风险也不可忽视。一方面，机器人技术集成度高，涉及机械、电子、软件、算法等数千项专利，出海企业可能无意中侵犯海外公司的核心专利。机器人的通信模块、导航技术等可能涉及标准必要专利，专利权人虽承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进行许可，但FRAND费率的具体数额极易引发争议。另一方面，在海外被侵犯知识产权后，维权也可能遇到困难，许多中国企业在发展初期，知识产权布局主要在国内，当产品决定“出海”时，才发现核心技术在目标市场没有申请专利，导致权利真空，无法获得当地法律保护。在海外发起知识产权诉讼，律师费动辄数百万美元，诉讼周期长达数年，且需要应对完全不同的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考虑，当地行政或司法系统可能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效力提出挑战，或作出对中国企业不利的裁决。
其五，各国认证标准的复杂性也构成我国机器人企业出海的重要壁垒。机器人产业的出口需要通过FCC认证、CE认证、PSE认证等多项国际认证，每个认证都有其特定的技术要求和流程。对于机器人认证体系，企业往往缺乏对域外标准的深度理解，难以匹配准确的认证要求。
以法治为引领推动机器人出海
提升社会接受度与法律治理是目前具身智能规模化落地最突出，也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硬件成本会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化逐步下降，这是一个可预期、可解决的问题。软件“大脑”的通用智能水平是长期制约，但可以通过限定场景、任务分阶段实现突破。但社会的信任和法律的规则一旦缺失，会直接扼杀创新的应用空间。
在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外法律制度体系，将法治保障落实到位。面对西方国家频繁利用长臂管辖、出口管制等制裁手段，我国急需完善反制裁法规体系，为中国机器人出海企业在遭遇不公正待遇时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我国应由单纯的产品输出迈向规则输出，深度参与全球机器人标准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在全球机器人发展治理中占据话语权。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技术标准区域化适配，提供产品出海和生态构建的中国经验。通过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技术生态，中国将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机器人产业格局。推动中国在机器人安全检测、数据接口标准以及伦理分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走向国际化。
在行业中观层面，机器人“出海”远非单纯的市场行为，它深度交织于目标地的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对于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其就业结构中含有大量常规体力劳动岗位，这些岗位受工业机器人替代的风险较高。若政策引导和技能转型培训未能同步，可能导致局部失业率上升，加剧社会矛盾，因此需重视引入产业专家和公共政策专家，关注市场容量，评估技术引入的社会承受力，并将评估结果和应对方案作为投资项目申请的一部分，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在企业微观层面，机器人企业“出海”必须把合规与风控放在重要位置，以法治护航出海经营。需要将合规工作前置化与常态化，在研发立项和产品设计阶段，就引入目标市场的法律专家，将数据隐私、算法伦理、安全标准等要求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还需借助专业服务机构的力量，与专业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可以优先选择具有本地化服务能力的物流、售后、法务团队，通过与东道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或技术合作降低海外经营风险。为此，企业可以打造多元化市场，平衡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与欧美成熟市场布局，避免单一市场波动影响，加强供应链韧性，特别在高端芯片、精密减速器等关键部件仍依赖进口，需通过多元化采购、技术替代等方式降低供应链风险。
未来，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商用服务等特定领域，中国有望形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创新生态。随着中国机器人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中国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实践和立法探索，将为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数字经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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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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