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北一个冬日的清晨，范仲淹跪在祠堂的地砖上，瑟缩着身子。他的身旁，是刚被扔过来的半块青石砚台，在黄土墙上砸出一道裂痕。祠堂外，继母的咒骂声透过窗纸：“寒门出身，也妄想去读圣贤书？”这不是说书先生编的段子，而是《宋史·范仲淹传》里真实记载的一幕。
范仲淹出身寒微，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他从小随继父生活，在极其拮据的条件下苦读十年，最终考中进士，跻身庙堂。然而，若把这段经历看作“底层逆袭”的范例，难免失之片面。范仲淹并非孤绝无援之人，其祖上曾为官，家中尚存人脉；而他自己，入学应天府书院后，又得高人引荐。
他走过的路，哪怕崎岖，但并非一条“纯粹凭借天赋与苦读”的寒门坦途。
很多人愿意相信，古代科举是寒门子弟跃龙门的黄金通道，是平民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如果我们翻开史书、族谱和地方志，会发现：这个看似美好的神话，其实被严重“滤镜化”了。
展开剩余84%一、科举之前：血与泪的入仕之路
不少人对“寒门出贵子”的理解始于科举，实则早在科举前的汉魏时期，求仕之路就早已开始筛人。
洛阳东郊太学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东汉残简，其上刻有血书：“三试不第，家财尽散，今以残躯饲豺狼。”
这是东汉时期一位寒门士子留下的绝笔。他不是不努力，而是撑不下去了。
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士人依靠“察举”“征辟”进入仕途。表面上看，这是凭德行与才识被地方长官举荐，实则早已成门阀士族内部的“自我封闭”。
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东汉末年，太学生员三万余人，其中真正出身寒门的不足三百。
《晋书》直言：“非族无籍，非阀不仕。”不是本地世族，休想进入士林系统。
二、唐代科举的公平神话：谁考得起？
公认的科举制发轫于隋唐之际。隋炀帝大业年间设进士科，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科举成为主要选官方式。
但它真的公平吗？
唐代初年，真正出身寒门的宰相比例不足5%。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整理，开元以前的宰相几乎全出自六朝以来的门阀旧族。
进士考试虽然“公开”，但准备周期极长，需熟读《文选》《左传》《诗经》，掌握八股文法与时文套路。
这些学习资源，非书香门第无法企及。
唐人张读在《宣室志》中记载，有士子为应试苦读十年，卖田变产，借贷维生，最终却屡试不中，穷困而亡。
更别说，为了应试还得“润笔”名师、打点主考、结交士林。
公平，从未降临在他们身上。
三、北宋鼎盛的科举，依旧不是寒门的春天
到北宋，科举规模急剧扩大，进士成为文官主流。
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北宋中期一次进士考试应试人数约40万，录取者仅600人。其中，真正出身农家、无族学支持的，不足百人。
表面上是“十年寒窗”，实则是“十年资源战”。
士大夫家族自幼设私塾、藏书堂，请名师、结门生，甚至有专门的“科举养成”模式。
《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南方一些望族会在子弟12岁前定科举方向，定期赴京参加春闱模考，类似“模拟联考”。
范仲淹之所以能上书院，靠的不是血性，而是他家尚存的文化资产。
四、明清之际：科举下的“寒门贵子”
到了明代，随着印刷术普及、童试乡试流程制度化，确实出现了部分农家子弟通过读书登第的案例。
但这些人大多不是“从泥土里长出的”。以张居正为例，其父虽非高官，但为训导，属乡里文化上层。
而清代档案中大量记载，有寒门子弟进京赴考，无钱落脚，只能露宿街头，甚至有人死于风寒。
《清会典事例》卷三十有云：顺天府贡院外，常有举人“衣不蔽体、食无定所”。
他们不是不才，而是“起点不对”。
五、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寒门出贵子”？
这是一个动人的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心理补偿。
在一个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个通道来维持希望。而科举制度，这种“看起来人人都有机会”的选拔方式，恰恰满足了这一想象。
历史学者黄仁宇说：“制度的细节，决定了机会的边界。”
古代的制度，不曾真正为寒门敞开。
我们尊重范仲淹的坚韧、孙伏伽的才情、郑性之的诗名，但也应看到他们背后那庞大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最终没能跃出龙门的学子。
近期的协和4+4丑闻，“移民留学”产业链，一幕幕让公众瞠目结舌。
其实它不只是现代的无奈，也是一千年来现实的回响。
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不是某个人能否“逆袭”，而是社会有没有给出“让普通人变得不普通”的可能。
因为从来就不是苦读能改变命运，而是苦读能不能通向公平的制度。
在讲述“贵子”的神话时，我们不妨多看一眼，那些坐在贡院门外、手捧破书的寒门孩子。
他们的沉默，才是历史真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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